| 摘要 | 1990年代初期，台灣政府的政治人物及工程師們在面對大型工程計畫的同時，分別都有政治性的期待。本文以高鐵工程設計為例，除說明政治人物企圖以大型工程計畫來回應國內人民及走向國際社會之外，更論證台灣官方工程師們如何在受先進國家技術支配的傳統下，使他們能實現在大型工程計畫當中獲得主導權的政治性期待。不只是台灣的政府及公民在國家轉型的過程中重新進行政治定位，工程師們對其本身的專業領域也加速進行主體性的轉變，而在「忠誠」、「安全」、「簡便」及「技術至上」等的幾個工程價值當中，選擇把「開放性」排在較優先的位置。因此當政府工程師在進行高鐵工程設計時，企圖透過優先進行土木結構的設計，藉此讓日本、法國及德國的核心機電系統都能有相同機會前來競逐，更期望藉此來轉型台灣與國外工程師之間的支配關係。 |